每月热评(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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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比高飞雁,尤未及青云

——对证券领域刑事执法司法工作的几点建议

2020年以来,以新《证券法》正式实施为标志,为配合全面推进的以注册制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改革,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一个由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等多方协同,针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有机结合的立体式追责体系正在加速形成。这一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落地,令我们印象尤为深刻的便是为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之要求,司法机关对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追责力度骤然加大,锦论代理的不少证券违法案件的当事人,在接受行政处罚之后相继“落马”——刑罚的威力开始显露,这与前几年“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

市场对司法机关雷霆出击表示欢迎之同时,业内也对证券类刑事案件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亦高度关注。

首先,行刑衔接体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证监会多次公开表示将协同公安机关不断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作,坚决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犯罪行为。行政监管与刑事追责在程序上的高效有序衔接,是打通执法、司法栓塞,形成监管合力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由于证券类违法犯罪案件专业性高、隐蔽性强,调查取证尤为困难,导致证券类案件调查、审理和处罚的周期普遍很长。通常证券行政处罚从调查立案到处罚结束往往须历时一、二年时间,而待到行政处罚结束后再移送公安机关,彼时距离涉案行为发生时点往往已经过去二、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鉴于刑事追责和行政处罚对定性量罚的证据标准存在差别,公安机关时隔多年后再去补充调查取证,自然地面临极大困难和挑战。作为改革举措之一,根据证监会去年公开提及的两部门实行的“情报导侦”制度,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共享案件信息,公安机关可提前了解案情,构成犯罪的依法直接启动司法追责程序。但是,据此办理的案件比例仍然很低,不同部门之间如何高效地分工协作,具体机制尚在进一步探索之中。

其次,证券类刑事案件如何有效摆脱地方潜在的干预风险,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验。新《证券法》大幅度提高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作为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部门,证监会对涉案违法主体屡屡开出巨额罚单,有效地震慑了不法行为者。但是刑事案件的法定管辖权在行为地司法机关,由于证券类违法主体尤其是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涉案主体,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力量,关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民生就业;同时,证券类犯罪,无论是虚假陈述、操纵市场还是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并不是特定的一个或几个主体,而是遍布全国的投资者,利益受损方没有地域性限制,在案件管辖地往往甚少或者几乎没有受害者——所以,有些人认为证券虚假陈述或者欺诈发行并不损害当地利益,更有甚者在内心盘算此举反而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这也是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件最易受到地方或明或暗干预和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证券类刑事追责需要地方司法机关侦办,如何摆脱地方不当影响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最后,统一行政处罚和司法裁判标准工作迫在眉睫。证券类刑事案件专业性强,证据规则有一定的特殊性,加之案件数量少,全国多数地方司法机关,尤其是北上广深以外的普通地级市司法机关鲜有办案经验。锦论团队常常被告知所代理的案件为该地“建国后的首例”内幕交易案或操纵市场案,可以想见,司法机关缺乏处理同类案件的经验。由此我们发现,不同地区同类案件的定性和量罚都存在较大差别,有些已经明显超过自由裁量之范围。

以操纵市场为例,各地不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差别,在量罚幅度上也各有千秋。两高曾于2018年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多地司法机关遵循“从旧兼从轻”的法律适用原则,对案涉行为发生于上述司法解释生效前的坚持适用原有的规定,不过我们仍然惊讶地发现,某省高院仍然坚持对该司法解释生效前的行为按照司法解释规定予以判罚,并拒绝对此法律适用作出解释和回应。另外,各地对于操纵市场在量刑上也差异很大,诸如某地习惯性地判处缓刑,而某地则普遍偏严。

内幕交易类案件更是充满争议。两高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6号)中确定了举证责任适当倒置的规则,即通常所说的“内幕交易行为推定”。由于这一证据规则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中公认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之刑事证明标准,导致在如何具体运用该司法解释,如何在个案中分析案涉交易行为是否达到刑事判决所需要的确定性标准进而判断内幕交易行为是否成立上,往往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诸如此类问题,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对证券类刑事案件罪与非罪以及量刑判罚标准之共识。

 

  

证监会立案、处罚情况汇总

(2021年6月)

根据巨潮资讯网以及证监会、各地方证监局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息,锦论整理了2021年6月1日至6月30日国内上市公司被调查立案信息,以及证监会、各地方证监局行政处罚情况,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立案情况

根据巨潮资讯网的公开信息,6月证监会、各地方证监局对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立案7起,其中4起立案事由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1起立案事由为涉嫌内幕交易,1起立案事由为涉嫌短线交易,剩余1起未明确具体立案事由。

(二)证监会行政处罚情况

1、根据证监会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本月证监会公布10起最新行政处罚案件。其中:

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2起:

分别为〔2021〕23号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案,〔2021〕36号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案。

②证券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案件1起:

为〔2021〕24号单凯案。

③内幕交易案件3起:

分别为〔2021〕45号秦少锋、杨翎睿、张思惠、李丽芬案,〔2021〕46号陈莉娟案,以及〔2021〕47号周燕案。

④超比例持股未报告及限制转让期转让案件2起:

分别为〔2021〕37号吕美庆、周学良、黄亮案,〔2021〕30号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案。

⑤非法借用他人账户交易案件1起:

为〔2021〕31号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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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各地方证监局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本月各地方证监局公布行政处罚案件共计25起。其中,

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9起:

分别为辽宁局〔2021〕1号沈阳天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案,江苏局〔2021〕9号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浙江局〔2021〕8号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案、〔2021〕10号闻掌华案,四川局〔2021〕6号北京人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案、〔2021〕7号刘天凛案,新疆局〔2021〕3号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案,深圳局〔2021〕1号深圳华意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案,以及宁波局〔2021〕1号赵奕清案。

②内幕交易案件11起:

分别为北京局〔2021〕8号高庆伟案,内蒙古局〔2021〕2号任义国、董辉案,上海局〔2021〕2号王某利案、〔2021〕3号包某军案、〔2021〕4号杨某案、〔2021〕6号赵某栋,浙江局〔2021〕9号陈耀民案,福建局〔2021〕2号蔡水泳案,山东局〔2021〕2号苏建朝案,广西局〔2021〕2号陈乐伍、金翰、陈良业案,青海局〔2021〕2号杨波、邓颖案。

③私募基金违法违规案件3起:

分别为江苏局〔2021〕10号亿鑫投资管理扬州有限公司案,浙江局〔2021〕7号浙江金观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局〔2021〕4号滁州创驰天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滁州格沃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案。

④证券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案件2起:

分别为上海局〔2021〕5号赵某案,安徽局〔2021〕2号周洪涛案。

⑤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件1起:

为安徽局〔2021〕3号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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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综观2021年6月,本月立案、处罚案件数量较上月继续回升。

1、在本月已作出行政处罚的36起案件中,11起案件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14起案件涉及内幕交易,二者相加数量接近处罚案件总数的70%。毋庸置疑,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内幕交易仍旧是证券市场最为高发的违法行为类型。

2、值得关注的是私募基金违法违规、证券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案件数量继续保持高位,分别为4起和3起,二者相加数量接近处罚案件总数的20%。由此可见,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证券从业人员的监管力度正在继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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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日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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